否则不仅会模糊人民和敌人的原则界限，在政治上也有损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有损于民族和人民的团结。
行政法典中可以优先对公共数据的权属进行界定，为其他社会数据的权属明晰提供范本。回应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对法典化进程自身的深刻影响。
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让人担忧的端倪，数字政府建设中，法律、技术、业务三者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甚至难以互相沟通，更遑论指导和约束。[68]事中环节中，如果一旦发现与预设程序不符合的情况，应当自动转入人工处理流程，予以纠正。[50] 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53页。平台化运营模式最早在电子商务过程中形成，但很快也进入数字政府领域，形成了所谓政府即平台理念。[58] [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六版)》，史晋川、董雪兵等译，史晋川审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页。
（六）行政救济编——新技术证据的运用规则 在救济编中，主要需要处理数字政府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影响，其核心包括诉讼程序数字化、新技术证据等问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行政在理念、组织、手段、流程、协同对接多个层面的共性基础不断加强。数字政府涉及到公物编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数据与政府数字基础设施两个部分： 1.系统性集中规定公共数据基础法律规范 数据或者说其上承载的信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愈发受到重视。
[56] 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2-776页。行政法典中的公共数据基础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公共数据的概念性规范。[25] 如周佑勇：《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气质》，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61-67页。[64]行政法典应当作出一般性规定，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电子化文件，与纸质文件拥有相同效力。
[44] 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第63-71页。数字化的通知送达已经愈发普遍，行政法典应当对其有效性和具体规则予以明确规范。
关于数据，尤其是公共数据的有关规范应当成为行政法典的重要内容。在数字政府建设领域中，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个人信息或数据领域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并未对公共数据共享等公法问题作出详细的专门规定，因此，行政法典中需要增加大量个人信息、数据方面的公法规范，这也就产生了规范竞合的问题。[44]近年来，随着整体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化，对于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当通过整体政府理念，重塑各级政府在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资格，限制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主体资格。回应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增多，还体现在对法典化进程自身的深刻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如果存在独立的公物编，公共数据治理的有关内容可以放置于此编中。[13] 齐英程：《作为公物的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构建》，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8-147页。当前自动化系统仍然以弱人工智能为主，不具备对复杂问题的可靠裁量能力。以共享为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共享限制存在潜在冲突，除了组织层面重构行政主体概念外，还应对公共数据的共享进行专门规定。
[57] 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67-179页。4.行政程序上产生了电子化、网络化、非现场化、自动化、智能化等发展。
这样相对广义和弹性的描述，可以更好地将多元的数字政府创新实践收纳进来。对于数字政府建设来说，数字技术使用者的思维模式与操作能力的提升和硬件设施的投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比如，行政法典对涉及行政机关之间的个人信息共享作出了一条规定。关于最终行政法典中公物法是独立成编还是合并进入行政组织编的问题，未来有待进一步形成共识。将其吸收进入行政法典之中时，可以将其与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公物法上的合目的性原则[40]相结合，在公法领域构建出适用范围更广、更符合公共行政逻辑的合目的性原则。但在行政行为或者说行政活动这一编章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如马怀德教授、章志远教授、杨伟东教授使用了行政活动编概念[20]。[27] 综观学者们现有的分编思路，学者们并未严格按照特定分类标准在绝对逻辑意义上进行分类，而是考虑到现有行政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的具体需要，在一定逻辑基础上，将一些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部分单列出来。[58] [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六版)》，史晋川、董雪兵等译，史晋川审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页。
[71] 何凯诉黄浦分局交警支队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书》。同时，公共数据的权属不仅仅需要界定私法上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还需要界定其上作为公物的公法性权利，如公共地役权等。
行政机关应当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通道，允许相对人选择以纸质材料提交文件或对相对人以纸质方式进行信息送达。[9] 应松年、张航：《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与编纂逻辑》，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30页。
（六）行政救济编——新技术证据的运用规则 在救济编中，主要需要处理数字政府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影响，其核心包括诉讼程序数字化、新技术证据等问题。4.正确认识智能化行政程序的潜在风险，赋予相对人选择权 智能化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褒义概念，人工智能算法这样的自动化系统往往在人们印象中都是客观中立的象征，不受主观成见的干扰，也没有自己的利益，自然公正无私。
所谓行政基本法典，是指在功能定位上将行政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典，内容上重要而简约，在全面的基础上选择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涵盖一般行政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但如果关注对于个人信息领域的整体规定，后者又成为了一般法。同时，这些能力在平台上被固定下来，变成可以共享的特殊资源，实现能力的资源化。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过程中，如果关于行政法典其他部分的分编形成了新的通说，本文关于数字政府内容的相应探讨可以按照新的分编形式放置其中。
换言之，如果一个行政制度或者事项符合这两个因素，那么就属于数字政府的关注范围。[7] 在德国就有学者提出应当将数字政府法的内容整合进行政程序法，避免数字时代行政程序法被边缘化，参见 Annette Guckelberger, E - Government: Ein Paradigmenwechsel in Verwaltung und Verwaltungsrecht?, Gleichheit, Vielfalt, technischer Wandel, Ver?ffentlich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VVDStRL)78(2019), S.281。
[4] 杨国栋：《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载《长白学刊》2018年第6期，第73-74页。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就是典型的领域法[33]，而且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处于基础法地位。
从行政法的角度对于这些政府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应关注：其可靠性与效能如何？是否会因为安全问题或者运行错误等原因对相对人权益造成侵害？其采购和建设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与程序？这些问题部分可以在公物编中予以相应规定，但也有一些体现在其他编中，比如，组织编中政企合作的有关部分。3.组织体系上强调数字环境下的政府组织再造，各类统一化平台、相对独立的运营中心、政企合作是其重要特点。
尤其是在公法领域，限制行政权力是行政法治的重要功能，治理方式的变革并不能成为行政权力逃逸监管的理由，创新也不是回避权力限制的借口。参见何凯诉黄浦分局交警支队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书》。[66] Batya Friedman, Helen Nissenbaum. Bias in computer systems,3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330(1996). [67] 宋华琳、孟李冕：《人工智能在行政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法律控制》，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0页。现在关于行政法典的具体编章形态仍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在此问题上不作过多展开，主要吸收已有的成熟观点，将行政法典分为总则、行政组织、公物、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六编。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均表明，自动化决策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现有历史数据、技术限制、使用的具体环境等原因，有可能在自动化决策中存在歧视与偏差。考虑到现有技术水平与相对人的可接受度[62]，当前，应当限制在负担行政活动中适用完全自动化行政方式。
而文书的全面电子化也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使得他们不得不购入电脑或智能手机这样的信息工具。领域法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超越部门法，甚至超越传统公私法划分，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与部门法形成一种并列关系。
[49] 关保英：《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整合》，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第141-156页。何凯诉黄浦分局交警支队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行终204号行政判决书》。
